Anarcho-capitalism，最適合人類的政治體制
一個幽靈，加密無政府主義的幽靈，在現代社會遊蕩。
The Crypto Anarchist Manifesto, Timothy C. May, 1988
早在1988年，Timothy C. May就寫下了這篇「加密無政府主義宣言」，並且開頭結尾都照搬了某個衆所周知的宣言的樣式。2009年，中本聰（我認爲真正的中本聰是Adam Back）創造了比特幣，開始實現加密無政府主義。今天，我在這裏向各位介紹這個新的思潮，這個新的政治體制，讓大家明白除了民主和獨裁的大戰外，我們或許有一個明顯要好得多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獨裁的政治制度選擇。
我相信絕大多數人之所以還沒有開始轉向支持Anarcho-capitalism（無政府資本主義，簡稱ancap，這是網路上的慣用簡稱），單純是因爲不知道存在這麼個主義。當一個人瞭解這個主義的存在後，我覺得有很大概率會轉向該主義，所以我們至少應該先讓所有人知道這個主義的存在。無政府資本主義，其實就是右派無政府主義；但當我們直接稱呼「無政府主義」時，一般默認在指左派的無政府主義。爲了與之相區別，右派無政府主義改名叫做無政府資本主義。
關於左右派無政府主義的區別，請看這個：
Left-Wing Anarchism and Right-Wing Anarchism (Anarcho-Capitalism) Defined, Explained and Compared
評論區相當精彩，強烈建議仔細閱讀評論區。基本能回答大多數對無政府資本主義的疑問。
以及，開頭提到的加密無政府主義，是對無政府資本主義的具體實現方式。無政府資本主義是目標，加密無政府主義是手段，加密貨幣就是其工具。理論上，通過推廣加密貨幣的普及，會導致人類社會無法避免地進入無政府資本主義。
無政府資本主義是對所有人的救贖。
無政府資本主義是寫進動物基因的最自然的政治體制
我過去經常說宇宙本身是個右派。乍一聽你可能很難理解，但通過分析宇宙規律，你可以發現宇宙的自然規律有右派的作風。我們認爲，右派選擇順應自然規律行事，而左派總是嘗試和自然規律對着幹，因爲他們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腦子不能轉超過一個彎。就像宇宙是右派一樣，地球上的構建了社羣的動物天然遵從無政府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或者如果有外星生物，外星生物應該也是遵循無政府資本主義的，就像無論這個宇宙還是遵循其他物理規律的其他宇宙，函數式編程的規律都是相通的一樣）。人類也是這些動物中的一種動物而已。
爲什麼其他政治體制行不通
如果你缺乏社會經驗，你會以爲醫生是治病救人的，警察是除暴安良的，稅金是用來搞基礎建設的，政府是爲人民服務的。因爲小學課本都是這麼寫的。但長大了，甚至在現在這個全球急速左轉的世界，如果你腦子好用就算到了初中應該都足夠發現這個社會非常違背常理：醫生的權威性變成了Faucism（福奇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變體，具體表現形態就是醫生福奇說什麼各國政府就信什麼並且出臺各種奇葩政策，把福奇醫生視作至高神一樣的存在，把福奇醫生的話當作人類的最高指示）；警察沒收的公民財產金額已經正式超過了劫匪（前段時間看到的新聞，我就不去找了）；稅金收上去變成了阿富汗的軍費和居然想將在學校網站頁面按個F12的行爲視作違法犯罪的無能政客的工資；政府天天忙着出臺一個又一個加密貨幣禁令，擴充IRS規模，嘗試追蹤全體國民的財產狀況。
無論是民主還是獨裁，都是大政府，只是在要你在兩種不同風格的大政府裏面選。我們被民主和獨裁的二選一幻想欺騙了太久，導致大家都沒有意識到大政府纔是問題的根源。就像我們現在都知道什麼叫大公司病，因此我們都喜歡獨立創業或者至少也是小公司一樣；政府也存在小政府、無政府的選擇。右派天然傾向小政府、無政府主義。
如果是大政府，就算是民主也容易構成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Populism，民粹主義），這是因爲現代的人民羣衆受到的學校教育本質上就是奴隸化教育，這種教育出來的民衆極易左化，因爲他們尋求教條主義（毀滅人類文明的終極武器不是核彈，而是教條主義｜政經孫老師），因爲不需要思考。各種反智的奇葩政策（比如美國基礎建設法案）出臺後，左派羣衆容易紛紛進行法律濫訴，終於成功導致了今天這種想做良民遵紀守法，打開法典卻都是一眼望不到頭的各色「呼吸法」一樣的局面。法律本來應該是個懲惡揚善的東西，但現在很多時候遵紀守法反而比死磕到底更容易被關進監獄。作爲一個普通公民，我們需要天天思考如何避免自己死在監獄本身就是對公民的人身安全最大的威脅。
當劫匪要和你作對的時候，在一個人人有武器自衛的社會，你有更大的機率活下來（參考判決無罪的凱爾自衛案）；但當政府和你作對的時候，你基本是死路一條（參考愛潑斯坦和賣咖啡和斯諾登和阿桑奇）。這裏的問題是，政府經常因爲莫名其妙的問題就和隨機的公民作對，比如嬰兒難產、癡漢冤罪、肥料取締法、特別背任罪（參考Carlos Ghosn）、偷稅漏稅（參考青汁王子三崎優太）之類，公民經常因爲一些事先無法預料的理由就被弄進去了。
可以說，對一個普通公民來說，無論社會犯罪率有多高（比如薩爾瓦多，雖然謀殺率世界第二但社會十分安全），公民面對的最大的人身威脅永遠是政府威脅，因爲政府會將衝突無限升級，並且人民完全無法自我保護。
沒有警察有自衛隊，沒有稅金有富人和城市幣，沒有法律有自然法
保安公司，可以貨比三家並且不會隨意逮捕良民
在現代社會，警察基本已經完全是一個負面詞彙；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警察體系是行不通的，警察最終總是會變成公民的強敵。在一個無政府資本主義社會，人們會構建新的「警察」系統，這個系統是爲人民服務，而不是爲權貴老爺服務、鎮壓人民的。雖然也是警衛作用，但爲了區分我們一般也不太願意叫「警察」（因爲警察現在完全是一個負面詞彙了）。
在大政府的洗腦機器宣傳下，人們太容易以爲取消稅金就意味着沒有公路、沒有警局、沒有公園。我不知道要智力欠損到什麼程度纔會相信這種反智宣傳。現在日本的鄉村，居民自行僱傭警衛公司已經變成了常識，因爲日本鄉村住着不少富人，然後日本有一些劫匪專門選擇人煙稀少的鄉村進行巡迴作案闖空門（因爲很多別墅常年空着，甚至有的劫匪看沒人就直接住下了。幸虧日本不像美國劫匪住下了你甚至在法律層面上都不容易趕走劫匪）。這種警衛公司，就是一種私人警衛系統的形態，雖然遠遠不是無政府資本主義，但已經開始貼近了。實際上，因爲人民不再需要繳納高額的稅金，普通人在這樣的環境下都會有充足的資金去僱傭警衛公司，而且警衛公司你也可以貨比三家，不至於現在這樣時不時就會出現讓你懷疑警察到底有沒有基本的人類智力的事件。在無政府資本主義社會，嚴重缺乏社會常識的警察是會被市場淘汰的。
城市幣，獲得遠高於稅金收入的城市收益
至於稅金問題其實簡直就是搞笑，因爲在現代貨幣暴政下，政府根本沒必要收稅，他們既然已經不在意通貨膨脹，就拼命印錢就是了，反正他們也沒有腦子去考慮津巴布韋化之類的後果。政府掌握了印鈔權，就相當於掌握了無限的社會資源，他們印錢就是了。稅金問題在現在看來簡直就是一個被武器化的政治工具而已，看誰不順眼就扣一個偷稅漏稅的大帽子過來，比如日本的青汁王子三崎優太，納稅十幾億，居然說他逃稅一個億，查他一兩年，他一生氣直接在Twitter搞抽獎白送了一個億來證明他根本沒有逃稅一個億的動機。當然了，直到最後他好像也沒逃脫逃稅的罪行這頂大帽子。不過人家也不在乎。經過這次事件之後，反而是連我這種外國人都認識他了，反而成了他名聲的宣傳。
對於稅金問題，美國邁阿密作出了典範，推出了邁阿密幣，一舉解決了城市稅收問題。不僅居民全免稅，反而還給全體居民發比特幣福利。
自然法，真正做到讓法律除暴安良，而不是除良安暴、打擊政敵
自然法是自然的法則、自然的法律，我們或許更熟悉它的另一個表現形態：悲傷、嫉妒和憤怒。
人類的負面情緒，是人類改良社會、互利共生的驅動力。它導致自然的人類社會中會形成對惡的天然抑制力。現代很多人將負面情緒宣傳（洗腦？）成了負面的東西，這是一種自我欺騙、自我麻醉，並且還強行要求周圍其他人也跟着做的行爲。如果人類不遵循我們進化而來的對惡的天然抑制力，惡會在社會中無限膨脹，因爲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
自然法是最適合人類的天然法律理論，其最大的要點是法律一定不能成文。就像上面已經討論過的，法律一旦成文，就會立刻變成教條主義，導致社會左傾。當人們遵循內心的負面情緒來除暴安良時，人們行事是符合右派價值觀的（因爲宇宙本身是右派）；人們一旦開始教條化任何東西，就會開始對着明明沒有侵害到自身利益卻違背所謂法條的吃瓜羣衆無限上綱上線，演變成人類規模的政治鬥爭。
自然法的要點在於執法一定會付出相應的代價
自然法的要點是，你會要求違法者（A.K.A，讓你不爽的人）付出相應的代價，這個代價往往會略大於你實際受到的損失。自然法比現代法律體系好的一點是，當事人只有實際受到損失時，纔會考慮去對侵犯自己利益的人執法，而不像現代法律總是製造一堆沒有任何人實際受到損失（甚至對整個社會有巨大正面意義）的案件，總是對被民衆視作英雄的勇敢的人執行重刑。
在自然法體系下，如果一個人民英雄被某個人盯上，人民也一定會義務出手來保護他；那麼因爲某些原因看英雄不爽的個別「執法者」（自稱）就會無法「執法」，因爲英雄這邊人比較多，「執法」對此人沒有好處。如果這名「執法者」總是試圖侵犯良民的人身安全，民衆甚至可能考慮出於安全考慮除掉這名自稱執法者。但在現代社會，執法者們擁有無限社會資源，可以對一個無辜的隨機良民無限上綱上線，沒有任何民衆具備相應的自我保護能力。
無政府資本主義下的基礎建設問題：高效、低成本、前衛
在現代法律體系下，富人們沒有資格出資建設城市和鄉村。這導致富人們手握大量財產沒有地方去用，這造成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導致社會資源浪費的是千方百計阻礙富人貢獻社會基礎建設的政府制度。
順帶一提，某些人發明了一個Free-rider problem（搭便車問題）來嘗試批評無政府資本主義無法進行社會基礎建設。我覺得但凡思維邏輯正常的人都能看出來這個問題就是在扯淡。一般來說，當一個人的資本超過了自我需求的時候，富人會開始考慮城鄉建設問題，因爲現代社會政府在搞的城鄉建設總是有低效和落後的問題。然而現狀是，無論你有多少錢，你都沒有資格着手城鄉建設，政府不給你放權。政府不僅不給富人放權，還會反過來利用這種現狀對着社會洗腦宣傳「我們需要收稅來進行社會基礎建設，因爲富人只會想着斂財，我們要促進社會平等」之類的。
在現代法律體系下，如果富人想要出資進行鄉村建設，他唯一能做的基本就是自己購買很大的一塊地，在自己的私人領地範圍內進行基礎建設，然後限制外人出入。但這裏的重點是，富人在現在的法律體系下，實際上沒有任何辦法來共享自己創造的社會基礎建設，大量買地、限制外人進入實屬無奈之舉。這會導致富人的莊園越來越大，但他們沒辦法共享這些莊園（頂多搞個旅遊業收門票之類的）。在無政府資本主義體系下。富人們會無償承包全國的基礎建設，並且得到國民的稱讚和榮譽。窮人會獲得免費的基礎建設，富人會獲得按照自己想法改造城市和鄉村的權利，是一個雙贏之舉。
如何過渡進入無政府資本主義：加密無政府主義/Agorism
Agorism，這個概念不存在中文翻譯，不要試圖去找中文翻譯。順帶，這也是我英語學習反對翻譯法的一個好例子。你英語學習但凡入了門，都會立刻遇到大量不存在中文翻譯的概念。
上面介紹了半天無政府資本主義的世界觀，接下來是方法論，即如何讓人類社會進入無政府資本主義。一般認爲Agorism是進入無政府資本主義的手段（P.S. 我不太同意）。
大家打開上面的Agorism可以看到Agorism的旗幟，是一面灰黑的旗子，其中灰色代表灰市，黑色代表黑市。Agorism認爲，全體公民大量擁抱灰市和黑市，是進入無政府資本主義的必要手段。Agorism認爲，當人民的絕大多數物品交換都發生在灰市和黑市，政府的稅收會劇烈減少，從而自然導致政府的坍塌。（當然了，這個東西生效的前提是政府喪失印鈔權，比如當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因爲劇烈的通貨膨脹全體國民改用美元時，該國政府就會喪失印鈔權）
值得一提的是，公民老黑似乎也提到了這個思路。他應該是自發覺醒了Agorism主義理論。
我终于想明白了：可以拉着小粉红一起闹革命的方法！安全有效值得推广！
我之所以不是特別同意Agorism，是因爲這對一般人來說有點門檻太高。目前黑市存在兩個問題：很多黑市會在運營一段時間後突然卷款跑路；而另外一些信譽很好的黑市一旦運營超過三年，被美國警方逮捕的可能性會劇烈增加。目前黑市界似乎開始形成一個共識，就是黑市只開兩年半就立刻全身而退，把接力棒交給下一任來做。這樣一來，黑市會變得更加難以追蹤。另外，進入黑市的門檻也會比較高：它們一般會要求用戶使用Tor，並且只接受Monero付款。
（以上知識來自Darkweb Markets Retire Peacefully With Millions。）
Crypto-anarchism（加密無政府主義）和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執法成本控制論）
這裏終於要正式引出開頭的加密無政府主義了。加密無政府主義又稱作Cypherpunk，不是賽博朋克哈別搞混了。這個也不存在中文翻譯。
加密無政府主義認爲，加密技術纔是實現無政府資本主義的關鍵。我們都知道比特幣有一個混幣服務CoinJoin。
對抗混幣服務，有一種Sybil attack（女巫攻擊），中國其實很常見，就是路邊攤圍着一羣人，你也去看熱鬧，結果那一羣人紛紛掏錢購買，你也跟着購買。你不知道的是，那一堆人除了你其實全都是托。這就是Sybil attack。
多年前有學術論文嘗試分析美國執法機關如果要執行Sybil attack來攻擊混幣服務需要付出的成本。結論是成本肯定要遠遠高於你能獲得的執法收益（如果有任何收益的話）。比特幣無法被攻擊，本質上也是因爲你需要同時修改全球51%的節點，這種攻擊能獲得的利益遠遠小於老老實實挖礦的收益。這就是執法成本控制論的應用。
CoinJoin本質上是無法被攻破的，不是因爲技術上無法實現，而是因爲每攻破一次，執法機關都需要付出極度高昂的成本，還不見得能獲得任何收益（因爲人家一般會連續混幣N次）。這還是每次混100人的比特幣CoinJoin。後來的新服務Tornado cash動輒就是幾千人一起混，進一步升高了執法成本。
這裏可能有的人會覺得，反正執法機關喜歡無限消耗納稅人稅金，花一萬追一百的事情他們肯定幹得出來。然而實際上，執法機關再願意花錢也有一個界限，花一萬追一百的事情他們幹，那花一億追一百幹不幹，花一萬億追一百的事幹不幹。混幣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你修改一下程序就可以無限上升執法成本。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執法者不會試圖去執行經濟上無法被執行的法律，而且實際上執法者面對這種局面時，可以選擇拒不執行，實在不行還可以辭職不幹。
和Agorism主張黑市和逃稅不同，新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要點是，當你被抓住時，他們無論如何都無法從你這裏獲得任何犯罪證據（因爲你是良民，你沒有參與任何犯罪，沒有違背任何法律，這是前提。）不像Agorism活動家，當他們被調查時，他們會因爲非法經營和偷稅漏稅被逮捕；這會給執法機關一個正反饋，導致他們進一步參與對這方面的執法力度。執法機關最不喜歡的是，查了一千個人，什麼都查不出來，浪費了大量時間和資源。
如何應對執法機關「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狀態
讓我們回憶歷史上英國殖民者對印度平民的屠殺事件。這類事件會立刻成爲宣傳用的propaganda，導致殖民方國內輿論壓力增加，導致放棄統治。
然而，如果就像上個世紀的臺灣，出現政府大規模屠殺自家國民的情況，怎麼辦？
如果是人人持槍的美國，應該會立刻演變成南北戰爭。由於人民比執法機關人數多、火力猛，人民應該會戰勝執法機關。實在不行還可以德州獨立，然後美國人全都往德州跑。等德州以外的地方因爲人口過低、社會混亂而自然滅亡的時候再遷移回去。
但美國以外的地方就沒有這個可能，比如上面印度的Chauri Chaura incident，雖然第一波一次死了22個警察，但之後並沒有可能演變成類似美國南北戰爭那樣的局面。實際上就算是現在的美國，現階段局勢也非常糟糕，比如今年年初的川普集會的參與者被陸續逮捕，而開槍射殺前美國女軍人的那名警察，至今連名字都沒有公佈。
持幣躺平，匿名發聲；宣傳思想，發展科技。全球移民，用錢投票；政治投資，對韭當割。
躺平，是新時代的工人罷工運動。但和暫時性的工人罷工不同，躺平是永久性的。
右派的人民和左派的政府官員之間，存在一個智力壓制的關係。實際上，這種智力壓制導致的空間，可以形成一個生存空間。
左派政府制定法律政策時，要衡量各方利益，討論多年才能定案；確定條文之後，距離生效往往又會有一段時間。而通過的法案本身往往又是一些十分荒謬的內容，不具備可執行性。過去，人民一直深受其害；但在軟件開發快速迭代的現代，這個可以成爲人民的優勢。
左派政府越過分，右派人民的對抗動機就越強，從而開發出越難以被消滅的自衛手段。Tornado cash就是一個例子，其作者發現自己開始被某些美國執法機關威脅時，果斷立刻銷毀了修改代碼的入口，導致Tornado cash事實上變成了無法被銷毀的永久性服務。更搞笑的還有美國SEC前段時間告韓國服務Terra的事件，結果導致其作者反告SEC，是公民抗爭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順帶一提，Terra的作者也聲明，如果他到了必須作出抉擇的時刻，他也會果斷分佈化他的服務，讓Terra變得不可消滅。現在左派政府要求購買加密資產的用戶KYC，後來出現的一系列中心化交易所信息泄漏和被黑事件，導致LocalCryptos這樣的服務誕生，並且把左派政府的要求KYC行爲拿來做了政治宣傳。
起來！我們失去的只是帶刺鐵絲圍欄，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爲什麼是無政府，不是小政府？
這是人們很容易想到的疑問。我們發現，下面這篇文章可以很好回答此問題。
Disproving the State: Four Arguments Against Government
Two objections constantly recur whenever the subject of dissolving the State arises. The first is that a free society is only possible if people are perfectly good or rational. In other words, citizens need a centralized State because there are evil people in the world.
The first and most obvious problem with this position is that if evil people exist in society, they will also exist within the State – and be far more dangerous thereby. Citizens are able to protect themselves against evil individuals, but stand no chance against an aggressive State armed to the teeth with police and military might. Thus the argument that we need the State because evil people exist is false. If evil people exist, the State must be dismantled, since evil people will be drawn to use its power for their own ends – and, unlike private thugs, evil people in government have the police and military to inflict their whims on a helpless (and usually disarmed!) population.
Logically, there are four possibilities as to the mixture of good and evil people in the world:
- that all men are moral
- that all men are immoral
- that the majority of men are moral, and a minority immoral
- that the majority of men are immoral, and a minority moral
(A perfect balance of good and evil is statistically impossible!)
In the first case (all men are moral), the State is obviously not needed, since evil cannot exist.
In the second case (all men are immoral), the State cannot be permitted to exist for one simple reason. The State, it is generally argued, must exist because there are evil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esire to inflict harm, and who can only be restrained through fear of State retribution (police, prisons et al). A corollary of this argument is that the less retribution these people fear, the more evil they will do. However, the State itself is not subject to any force, but is a law unto itself. Eve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how many policemen and politicians go to jail? Thus if evil people wish to do harm but are only restrained by force, then society can never permit a State to exist, because evil people will immediately take control of that State, in order to do evil and avoid retribution. In a society of pure evil, then, the only hope for stability would be a state of nature, where a general arming and fear of retribution would blunt the evil intents of disparate groups.
The third possibility is that most people are evil, and only a few are good. If that is the case, then the State also cannot be permitted to exist, since the majority of those in control of the State will be evil, and will rule over the good minority. Democracy in particular cannot be permitted to exist, since the minority of good people would be subjugated to the democratic will of the evil majority. Evil people, who wish to do harm without fear of retribution, would inevitably control of the State, and use its power to do their evil free of that fear. Good people do not act morally because they fear retribution, but because they love goodness and peace of mind – and thus, unlike evil people, they have little to gain by controlling the State. And so it is certain that the State will be controlled by a majority of evil people will rule over all, to the detriment of all moral people.
The fourth option is that most people are good, and only a few are evil. This possibility is subject to the same problems outlined above, notably that evil people will always want to gain control over the State, in order to shield themselves from retaliation. This option changes the appearance of democracy, of course: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are good, evil power-seekers must lie to them in order to gain power, and then, after achieving public office, will immediately break faith and pursue their own corrupt agendas, enforcing their wills with the police and military. (This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democracies, of course.) Thus the State remains the greatest prize to the most evil men, who will quickly gain control over its awesome power – to the detriment of all good souls – and so the State cannot be permitted to exist in this scenario either.
It is clear, then, that there is no situation under which a State can logically be allowed to exist. The only possible justification for the existence of a Stare would be if the majority of men are evil, but all the power of the State is always controlled by a minority of good men. This situation, while interesting theoretically, breaks down logically because: a) the evil majority would quickly outvote the minority or overpower them through a coup; b) because there is no way to ensure that only good people would always run the State; and, c) there is absolutely no example of this having ever occurred in any of the dark annals of the brutal history of the State.
The logical error always made in the defense of the State is to imagine that any collective moral judgments being applied to any group of people is not also being applied to the group which rules over them. If 50% of people are evil, then at least 50% of people ruling over them are evil (and probably more, since evil people are always drawn to power). Thus the existence of evil can never justify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If there is no evil, the State is unnecessary. If evil exists, the State is far too dangerous to be allowed existence.
Why is this error always made?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which can only be touched on here. The first is that the State introduces itself to children in the form of public school teachers who are considered moral authorities. Thus is the association of morality and authority with the State first made, and is reinforced through years of repetition. The second is that the State never teaches children about the root of its power – force – but instead pretends that it is just another social institution, like a business or a church or a charity. The third is that the prevalence of religion has always blinded men to the evils of the State – which is why the State has always been so interested in furthering the interests of churches. In the religious world-view, absolute power is synonymous with perfect goodness, in the form of a deity. In the real political world of men, however, increasing power always means increasing evil. With religion, also, all that happens must be for the good – thus, fighting encroaching political power is fighting the will of the deity. There are many more reasons, of course, but these are among the deepest.
It was mentio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article that people generally make two errors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idea of dissolving the State. The first is believing that the State is necessary because evil people exist. The second is the belief that, in the absence of a State, any social institutions which arise will inevitably take the place of the State. Thus, dispute resolution organizations (DRO’s),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private security forces are all considered potential cancers which will swell and overwhelm the body politic.
This view arises from the same error outlined above. If all social institutions are constantly trying to grow in power and enforce their wills on others, then by that very argument a centralized State cannot be allowed to exist. If it is an iron law that groups always try to gain power over other groups and individuals, then that power-lust will not end if one of them wins, but will spread across society until slavery is the norm. In other words, the only hope for individual freedom is for a proliferation of groups to exist, each with the power to harm each other, and so all afraid of each other, and more or less peaceable thereby.
It is very hard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argument that, in order to protect us from a group that might overpower us, we should support a group that has already overpowered us. It is similar to the statist argument about private monopolies – that citizens should create a State monopoly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of monopolies. It does not take keen vision to see through such nonsense.
What is the evidence for the view that decentralized and competing powers promote peace? In other words, are there any facts that we can draw on to support that idea the a balance of power is the only chance that the individual has for freedom?
Organized crime does not provide many good examples, since gangs so regularly corrupt, manipulate and use the power of the State police to enforce their rule, and so cannot be said to be operating in a state of nature. A more useful example is the fact that no leader has ever declared war on another leader who possesses nuclear weapons. In the past, when leaders felt themselves immune from retaliation, they were more than willing to kill off their own populations by waging war. Now that they are themselves subject to annihilation, they are only willing to attack countries that cannot fight back.
This is an instructive lesson on why such men require disarmed and dependent populations – and a good example of how the fear of reprisal inherent in a balanced system of decentralized and competing powers is the only proven method of securing and maintaining personal liberty. Fleeing from imaginary phantoms into the protective prison of the State will only ensur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very liberties that make life worth living.
Stefan Molynuex, is the host of Freedomain Radio (www.freedomainradio.com), the most popular philosophy site on the Internet, and a “Top 10” Finalist in the 2007-2010 Podcast Awards.